学术研究，既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则难免存在主观因素。故此，宣称自己是绝对客观的研究立场，是可以被质疑的。
例如，西方的东方学，乃至战后在美国崛起的区域研究，都曾以科学之名，行非科学之实，他们的论述充满着各种对他者的刻板印象、偏见。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对东方学传统的研究与批判，可以论证本文开头的观点。
就此意义而言，30年代在马新发轫的“南洋研究”，也不能例外地，有着其主观上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是其特色，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本土性”？）。而他们的研究，究竟是否也如东方学般，对异己充斥错误认知，就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了。
廖文辉的《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这本书，并不回答前述提到的，南洋研究的学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是：到底马新有没有其本身的学术传统？若有，它又是经过了什么历史演变？
梳理马新史学传统
本书很好地梳理了马新史学传统，并指出了其源自中国的渊源。按廖氏的观点，30年代马新南洋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中国的边疆史地研究，当时中国面临外患压境，对域外史地的了解就变成相当重要。
20世纪初期，边疆史地研究延伸出中外交通史研究，研究重点是边疆诸国，如蒙元、西域、中亚、印度等，对南洋地区少有关注。
马新南洋研究分两类
192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一批以南洋作为研究重点的学者与机构，如北京的何海鸣，主编《侨务旬刊》。另一方面，在南方，1927年暨南大学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也编印了不少的南洋研究刊物与丛书。
马新的南洋研究，主要源自下南洋的南派学者。廖指出，这可分两类，一类是报人，30年代初，他们在各自的报刊杂志等，推动普及化南洋研究的工作。此时适逢马华文学提倡“南洋色彩”时期。另一类则是学者，如许云樵、姚楠、张礼千等人，他们起初借用报刊平台，编辑南洋研究刊物，后来在40年代创立中国南洋研究学会，并出版《南洋学报》。
无法排除政治因素
马新南洋研究的发轫，无法排除其政治因素。廖就指出，南洋学人组织南洋学会与出版《南洋学报》，其目的就是要“将研究成果呈现出来，以为中国政府制定侨务政策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在南洋知识的建构，与殖民者作一竞争。
这样的研究动机，让人好奇：他们的研究，跟西方的东方学比较起来———两者在范围上算是区域研究，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地理、习俗等，无所不包———会有何不同？西方对东方的再现，是以二元结构凸显出西方的进步、富裕，东方的堕落与野蛮。马新的南洋研究，会否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惜，正如上所言，这不是廖所关注的问题。尽管书中辟出专章探讨南洋学人，如刘士木、许云樵、张礼千、姚楠、叶华芬等人，但内容性质倾向于介绍多于分析，倾向于资料整理多于挖掘问题，并无法做到整理与分析并重。
南洋研究变成华人研究
无论如何，廖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南洋研究在经过二战后，也无可免于独立浪潮的冲击，学人的国家认同从中国转向在地，其身份从华侨变成华人。随着国家独立，无论新马，华语社群都面对极大的文化挑战，此局面大大地改变了南洋研究的内容。
从70年代开始，南洋研究渐渐地变成了华人研究，并在80年代正式确立了华人研究的主流位置。因为此时学术研究的任务，更重要在于捍卫华人权益，故突出族群本位的研究倾向，取代了广泛的区域观念。
这种研究趋势的转变，除了与国家政治演变有关，另有其他因素。老一辈学人的老化、离世，使得南洋研究断层。此外，学科本身的内在消耗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例如注重于依据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南洋地名考辨的研究，在耗尽所能消耗的资料后，难免需要另觅出路。
南大关闭断绝历史系传统
更为关键的是，南大在80年代关闭了，这也意味着马新唯一华文源流的历史系传统断绝了，迫使中文史学传统必须交由各大专院校中文系生承担。
廖同时也反思了华人研究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形成一种只知有族不知有国的局面；二、华人研究由中文系与社会科学培育的学人主导，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无法彰显，例如史料整理工作有待加强；三、宏篇巨构与专书成果略显不足。
作者这方面的反思，无疑是本书的亮眼之处。
海外华人定义需有新认知
针对此书，我想要提一些自己的想法。作者在分析“从南洋研究转向华人研究”这个问题时，只集中分析国内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当时的国际格局。我的疑问是，在70、80年代冷战背景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中国与台湾为了争取华侨华人的支持，大力发展相关学科，使得华人研究成为国际显学，进而影响马新研究的潮流？
其次，本书立场是以马新为本位而出发的，但令人疑惑的是，何以作者对“海外华人”一词竟然不加批判地接纳了？例如这句话：“所谓华人研究，其实就是海外华人研究的简称，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港台以外有华人落脚活动的华人社群。”（p148-149）对以马新为本位的华人而言，所谓“海外华人”，正确的定义应当是指“马新以外有华人落脚活动的华人社群”，这可包括中港台、欧美等地的华侨华人。
隐含大中国本位立场
上述两种不同的诠释，彰显了“海外”一词的局限性。更进一步地说，前一个定义，其实隐含了大中国本位的立场。我想廖并非认同于大中国，但他有必要对“海外华人”一词有更自觉的认知。
马新华人研究与海外华人研究，也许在许多方面是有共通之处，乃至分享同一个起源。
但是，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权力关系———一种基本上由研究主体位置与意识形态所勾画出的分界线———谁是海外，谁是海内？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再次回到本文开头的观点：学术本身，就是充满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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