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主历史”相同的史学思维，其实早在二战之前就出现了，只是没有斯迈尔论文的轰动效应。荷兰的“印尼”史学家范露尔（J.C.Van Leur）在一篇书评中率先批评东南亚史学界眼中没有在地民族，一写到欧洲人东航到“东印度”之后，当地史就只涵盖欧洲各大皇家特许公司的贸易事务了。他的荷文论文要等到1955年才被译为英文，后收录在其文集《印尼的贸易与社会》（海牙，1967年初版）之中。
夹缝中的历史
撰写东南亚“自主的历史”的主张虽然广泛受到认同，其方法论的诸多问题却没有获得解决；不过这里有一个突破，就是在地民族的传统“史学”形式（如方言史诗和史料）开始受到尊重。当然另一个危险就是注重撰写国家史之后，国家史越来越向“民族主义历史”倾斜，最终会讹变成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局面。鉴于东南亚诸国（印支半岛上的国家也不例外）的国界多数是人为的界线，然而民族的组织和社会形态的结构却不一定依这些界线为规限，依照这种标准撰写的历史也就离史学的终极目标“趋真”
很远。国家作为一个历史题材，随着国家作为地方区划单位的重要性的日渐受到侵蚀，而开始受到挑战。许多在地理和民族/文化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自成单位的隙缝地带，开始成为东南亚史学上的新题材，甚至于显题，这就是“夹缝中的历史”（History in the interstices）的兴起。
马来西亚华族的碑刻相当丰富，然而百年前的显迹可能今天已不复存，今天尚在者谁敢肯定50年后仍可见到，有的是因自然的力量湮没，有的则是因所谓社会发展，或可怕的无知和贪婪而危殆。马新学界早有志士发起抄录碑刻的工作，上世纪60年代末，新加坡的陈育崧先生协同香港中文大学的陈荆和教授，发起搜集新马华文碑铭计划，当时田野工作分为五区，最后只完成新加坡一地的工作，于1970年出版《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一书。（当时田野工作主要由年轻的李业霖先生负责。）十年之后，马来亚大学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和陈铁凡两位教授合作完成《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共收吉隆坡、柔佛、吉打、吉兰丹和马六甲所得，唯缺槟榔屿。书于1982年由马大出版部出版，其时陈铁凡已退休（1976年）。此书号召组织从事田野勘查抄录者凡数十人，校内校外皆有。反观少宽兄的《槟榔屿福建公冢及家冢碑铭集》（1997年，新加坡亚洲文化社出版）一书所收的碑铭，悉为他尽一人之力独立完成，除任劳任怨之外，也没有些微报酬，更不闻鼓舞与赞赏的掌声。
大马华社之宝
张少宽是槟榔屿乃至整个大马华社之宝，这是我要一再强调指出的事实。在一篇统览当代马来西亚会族史著作的论文里，马大历史系的黄子坚副教授如此盛赞张少宽：“在槟城华人史方面，张少宽贡献卓著，他的三部著作对这个族群的领袖以及宗教习俗的研究著力甚深。张氏的著作之所以重要，乃因他能从官方资料和方言（非官方）资料兼采博纳。尽管他不是个专业历史学者，张氏的著作允为槟榔屿华族史撰著中最具权威者。”（见“New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on Malaysia History”，Edited by Cheah BoonKeng,MBRAS,2007）到这里就让我的笔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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