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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下一代 如何形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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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全国40%的大马青年人口,未来的世界将是他们的天下,在这资讯科技骤变的时代下,他们将如何形塑国家的未来呢? 资讯科技割划着世代的差异,在迅速转变的时代下成长的国家栋梁,是否要比上一代的青年更热衷于政经文教等活动?而社会又是否给他们改革的机会,亦或是后浪推不起前浪呢? 未来栋梁是否具备引领改革能力? 聚焦于青年族群,第8届默迪卡奖圆桌会议(8th Merdeka Award Round Table)邀请了5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大马栋梁,他们运用社群媒体、发挥多元创新点子,在各自专属的舞台上扮演领导改革的角色。 平均年龄35岁的他们,究竟如何看待大马青年族群呢?他们出社会后正面临着什么问题? 过度依赖网络媒体 致力于青年与雇主媒合的卓振辉表示,“在这2、3年内,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正在改变,社区媒体的传播效应,加速了青年获得资讯的能力,他们没来得及分析批判,就一味跟随,造成盲目跟风、人有我有的心态,结果当他们得到后,却发现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同样身为企业家的扎梅尔补充,“由于他们获得资讯的快速又方便,因此非常依赖网络媒体,导致青年忽略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按部就班,常梦想一步登天。” 对于这一点,从事舞蹈教育的苏海丽非常认同,她在教小孩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较没耐心,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厌倦、放弃,太多诱惑导致他们难以聚焦,不像上一代努力不懈,坚持到底。 欠缺探究与分析 对青年使用社群媒体的行为各界有褒有贬,身为一名影像记录者李苏珊,从阅听人的角度分析,“大马青年在接触事情与报道方面,都较停留在自我层面,即便大马青年对社区媒体与科技联系非常紧密,但少有深入探究问题与分析者。” 资历最长的加马兰分析,青年在社群媒体中“说出”自己的想法,就像将麻麻档中的高谈阔论搬上网络而已,没什么实际效果。要解决问题,还得看整体社会、政府,是否给青年足够自主权,与他们对所发表的言论是否负责任,亦或是表面空谈而已? 1.培育制度是否适时? 目前,国家对于培育青年的教育制度是否恰当? 5位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嘉宾都一致认为国内制式化的教育制度,无法培育出一个真正具有社会竞争力的青年。卓振辉表示,“本地大学生与外国留学生最大的差别就是对自己信心的表现,另外就是如何用身边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为了解决此问题,他成立了一个让青年与成功人士建立网络的资源整合教育平台。 他说,“教育不只是学术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经历的体验。不只是一纸专业的资格,更多的是软实力,不断激发他们的批判思维、策略性思维、竞争能力等。” 发起“Teach for Malaysia”的扎梅尔表示,“没错,我国的确提供许多奖学金鼓励高等教育,但有谁关注金字塔阶层底下40%的儿童,是需要更多资源呢?”他目前经营的非盈利组织,旨在让高等教育精英回归校园,给弱势族群的孩童上课,在2年的教课经验中,未来栋梁参与回馈社会,让更多贫苦人士透过教育改变未来。 激发潜能突破大 那如何让本地毕业生拥有更多的信心,在人力市场中提高竞争力? 李苏珊在印度待了6年,她认为大马青年应该多自助旅游与浏览互联网以开拓视野,关注社会互动、团队合作等技能,而非只关注在学术上的表现。 加马兰以自身教育背景论述,“我们称这种制式化的教育为评估程式,你读了一些知识,就要考试测量,你拿到一张文凭,就等于合格。但我们忽略了,这社会原来还有很多让我们成功的非学术能力,如会多种语文或多种乐器等。“苏海丽是个典型传统教育评估制度的模型,她原本打算念一般的建筑或会计系的,母亲却执意将她的作品寄到澳洲,在西方式的思考批判教育底下,才让她激发自己的潜能,成就大突破。 “除了看见自身潜能,我们也得看市场的需求,未来要成为的是否和企业需要的能力一样?”卓振辉补充。加马兰估计教育机构其实也在挣扎,到底应如何达到关键绩效指标(KPI)?他建议,“或许测量指标可根据毕业学生的就业人数,来取代多少学生能通过考试吧?” 2.资源拨款用对了吗 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对教育机构拨款甚多,然而资源是否用在对的地方吗?那些地方是否有正确的使用拨款呢? 苏海丽叹了口气委屈道,“政府拨款的项目通常是经济、科技类,表演艺术的拨款就像千层糕般薄,而大部分的都靠我们自己去筹款办课程与演出。” 加马兰一语道破问题,“这与我们社会的价值系统有关,一名摄影师、教师、医生,都在不同的领域对人类与社会有所贡献,同等重要,但谁去定位这些价值的高低,这就有赖与政府去规划这个价值系统,一旦这些价值得不到理应的认可,人们就开始想往外走。” 除了依赖政府,扎梅尔与李苏珊认为,靠人不如靠己?李苏珊表示,“在这个资讯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看到很多新兴行业,往往只是成功的例子。应该问自己,是否已做好准备选择这个职业?有否足够的热忱、耐性撑到最后,是否愿意下功夫?” 言毕,青年将是下一代价值系统的改革者。 3.回国发展 领导国家 留学海外的学子也许有想过移民,而他们5位却选择回家,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这里是我们家。扎梅尔感性地道,“我朋友都问为何不待在待遇较优渥的英国,但那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反而可以和家人、兄弟姐妹一起,那才是我最珍惜的东西。” 对同校的卓振辉来说,回国发展是个人的目标,他说,“在英国时期,我的同学们都在犹豫是否要回来,我就在那里发起一股运动,把留学生带回国领导国家,自己去解决问题。” 而两名女生李苏珊与苏海丽都是在国外受训后,更清楚自己身为大马人的身分认同,于是欲将国外的视野与知识,带回国分享给大家。 总结: 来到总结,身为一个青年,你有什么目标? 扎梅尔引用甘地与迈克乔丹的话,“从小细节开始做起,你能改变世界!”而他坚信大马青年有机会改变世界。 卓振辉认为,位于东南亚枢纽的我国有具备许多优势,多元背景、族群、文化融汇出灿烂色彩,因此他希望看到更多的青年对自己未来负责与承担,很多人是会伸出援手的,前提是要做好周详的计划,还有一点的勇气。 苏海丽希望国内青年可以注重艺术培训,艺术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于国人欣赏艺术的水平,因此若要发展国家,我们必须提高艺术鉴赏的水平。先从改变父母的思维起,发展孩子们的艺术潜能,是苏海丽的个人目标。“艺术创造许多不可能,我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例子,你必须亲身感受。在艺术训练上,透过肢体的展现,可将人的沟通层次提高。” 回到教育结构,加马兰始终觉得给予大学生自主权与调整社会的价值系统,让人才的价值受到高度认可与尊重,是当前能把握大马优秀人才的唯一途径,否则再多的人才回流计划都妄谈。 李苏珊说,“要开始做一件事很容易,但要完成它却很难。”身为Y世代,我们必须要“勤劳”去实现梦想。 非盈利组织领袖:扎梅尔杜克飞(Dzameer Dzulkifli) ■Teach for Malaysia联合创办人兼常务理事; ■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2007年效力于普华永道(PwC),负责大马与印尼的人资发展、专案管理计划等; ■2010年开始非盈利组织TFM,让青年领袖到弱势学校教书。 社会企业领袖:卓振辉(Christopher) ■EYE联合创办人兼执行总监; ■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数学与电脑科学与剑桥大学的商学院; ■EYE计划全名“Empowering Youth Endeavors”,是一项培育青年与产业接轨的平台; ■曾获得多个社会企业奖项。 国际舞蹈家:苏海丽(Suhaili MichelineAhmad Kamil) ■毕业于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学院舞蹈学士学位; ■获得国内外多个舞蹈奖项,包括金马仑Boh表演艺术奖; ■邀请到美、澳、新、日、香、菲、韩等地表演。 ■目前在学院授课或接不同的表演艺术案子。 摄影记录者:李苏珊(译名)(Suzanne Lee) ■擅长与人像与社会议题的摄影; ■用镜头记录印度与大马的社会写实,与亚洲多媒体计划; ■国际杂志的摄影记者,包括金融时报、法国美丽佳人、彭博等; ■曾获2011年日本国际摄影记者大赛亚军,与2010与2012年UNICEF-GEO提名。 2014年默迪卡奖金得主:加马兰杰瓦南(Kamalan Jeevaratnam) ■2005年毕业于博特拉大学兽医系,后到国际医药大学完成医药科学硕士,再到英国剑桥念3年生理学博士。 ■从事干细胞心脏培植疗法。 ■目前为大马卓越大学(Perdana University)爱尔兰外科皇家学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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