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喜欢唱歌。在物质生活贫乏的60、70年代，没有录音机，没有唱机，只能看电影听广播学歌唱。上小学时，我不太会讲华语，老师教的是儿歌，老师唱一句，我们跟一句，没有音乐课本，我的级任老师（现在称“班导师”）林福祥女士，教我们唱《打电话》、《坐火车》、《小星星》、《O Itek》、《Burung Kakak Tua》等。
小学期间，没有考试压力，当时有位叫陈喜平的先生（我们都叫老师为“先生”）常在教课之余，叫我和班上另一个叫林钻玉的女生，在班上献歌，我们什么歌都唱，黄梅调、艺术歌曲，连周璇的《花好月圆》、《扮皇帝》、《不了情》都唱了。另外，还有吴莺莺、凌波、静婷、严俊的（多年后经陈毓申老师说，才知实际上是田鸣恩为他代唱）。是不是这样的环境教育让我们能自由自在地唱歌呢？
要用手转的老爷唱机
我深深记得歌唱比赛，一年级我唱《我是一个大苹果》；二年级《草原之夜》，落选。级任老师林翠柳先生教我台风；三年级唱《骆驼》第二；五年级唱《苏武牧羊》终于得第一。
那时的我沉醉在田鸣恩的歌声里。
60年代末，家里才有一台唱盘，那老爷唱机要用手转，你转得快，音乐就快，转得慢，歌声噢噢地像老人声音。我乐此不疲听《白鸽》、《我停舟等待你》（散塔露琪亚）、《我的太阳》、《饮酒歌》、《水性杨花》、《你真美》、《苏武牧羊》等等，当时未满11岁，虽不知歌中含义，旋律却已朗朗上口。
家有唱机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就像在胶园打橡胶刀的大姐夫就有一台，很拉风。哇！那时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红遍大街小巷，我看他从早到晚只播放这支歌。我好奇那45转黑胶唱片怎会发出歌声，还特地骑着10分钟的铁马去胶园听歌，也听到风靡一时，黄清元的《蔓莉》。
拿本子抄歌词
1968年底，家迁淡边，家里有个超级乐迷二哥，买了一大叠港台流行唱片，妈唠叨他，但二哥依然故我，用积蓄买唱片，继续听他的歌。
70年代，我就读培风中学，知道培风校风好，那时中国正值文革，“红”歌很多，《珊瑚颂》、《送你一束沙枣花》、《我是个石油工人》、《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我寄宿二舅家，他有许多唱片，包括林祥园、黄源尹、朱崇懋的，我学会《追寻》、《热情的眼睛》、《天伦歌》、《红莓花儿开》、《海港之夜》。那时候，思想单纯，心无旁骛，反复聆听，自然学会许多歌曲。
不过当时只有简谱歌书，没歌书，就学着姐姐拿着本子抄歌词。中学的音乐老师陈国江先生，是当时马六甲有名的歌唱家，他教我们乐理，教很正统的歌曲，像《花非花》、《西风的话》、《野玫瑰》、《菩提树》。初一那年我和同学一起参加歌唱考试，分数不及70，心里很纳闷。
初二，有个下雨的早晨，班上遴选独唱代表，我被同学硬推上台唱给全班听，我又冷又怕，身体发抖，没想到唱毕，掌声热烈，许惠莲老师很惊喜，派我代表。结果一曲《草原之夜》获得初中组冠军。
初三那年，班主任邓日才老师（后来他当校长）教我们词选，叫我唱岳飞的《满江红》，他告诉我，《追寻》的“追”是翘舌音，我印象深刻，从此对咬词特别重视。
也许受到原唱者黄源尹朱崇懋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唱得特别有味道，感情收放自如，我开始琢磨、模仿他们的唱法。高二那年，我唱《追寻》，夺得冠军，又荣获全甲州中学生冠军，伴奏是洪瑞芬。
耳濡目染
我们那时能接触艺术歌曲，主要归功于当时电台多播放艺术歌曲，耳濡目染之下，这些较“正统”的音乐深植人心。我常向往那些能唱高音的歌唱家，年纪虽小，常仿而效之，加上学校多次让我在校庆演出，对我而言的确是个再好不过的训练，歌唱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
我庆幸在那个简单物资贫乏的年代，有那么丰沛的收获。但话说回头，我那时最醉心的还是写作，和班上同学张雪琴、林钦为、吴维凉等人爱涂鸦。写作，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爱好。
我记得，因为写作勤奋，高二那年，还得过全国小说奖第二名获得100元呢！（妈妈随即买了一辆90元的脚踏车给我，不到两周，给大哥弄丢了，我气，顶撞妈，妈更气急败坏，把我痛打了一顿。）当时家里穷，作品刊登，稿费虽是区区几角或几元，却已足够我去马六甲九楼的书报社买《当代文艺》，或者在武雅拉也小巷跟同学罗锦发的妈妈买当时学校严禁的琼瑶言情小说及古龙小说。五一三后的70年代，是个沉闷的年代，写作似乎可弥补心中的块垒。歌唱，只不过是生活中的点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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