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南洋商报》在卓先生领导下，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企业文化，大部分同事，都把报馆的工作视为职业和事业，都能自动自发地尽量发挥本身的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
《南洋商报》前董事经理卓振强先生，日前息劳主怀，让我想起数十年来，我和这位我最尊敬的南洋人，所涉及事件的点点滴滴。
在卓先生去世的新闻报道中，所用词汇诸如“平易近人”、“谦恭有礼”和“有泱泱君子风度”等，我想，这应该是和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不仅是在商报共事期间，即使大家都退休离开商报后的偶遇，他都会很熟络的和你打招呼，绝不会掉头不理你。
说他有泱泱君子风度，也许他是受英文教育的缘故，做人处事往往根据道理与事实。比如，在他治下，有个时期报馆有人建议换老总，他拿出数据说：“他做老总每年赚大钱，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换掉他。谁敢保证换人后仍然赚大钱？”
代表工会谈判
我与卓先生的直接互动有3次，其中一次因有关当事人已不在，毋须再提。另外两次，一次是作为他的对手的谈判，一次是作为他的下属的辩解。
1970年代，我获选为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南洋商报分会主席，那年商报盈利丰厚，工会会员有要求增发花红的强烈愿望，这个担子就落在以我为首的工会身上。
我们决定联合报馆另一工会共同争取。那时报馆并不设人事部，卓先生是统管报馆所有事务的负责人，理所当然的是我们交涉的主要对象。
由于这是破天荒第一遭，管财务的刘廷钦与南马经理黄德霖（皆已故），和卓先生3人参与了和两个工会的谈判。但谈判并不顺利，两个工会被逼采取行动照章工作，严重影响报纸的出版。双方的立场皆很硬，像是毫无转圜余地。
幸好不久出现给双方下台的契机。我国前首相敦拉萨在伦敦病逝，此全国关注的重大新闻，如因报馆内部事务而延迟发出，责任恐怕劳资都担当不起。于是双方达致和解，馆方答应发3个月花红，劳方则承诺尽力工作，完成任务。
说我捣蛋搞对抗
第二次是在我服务20多年后的某一年。我要说，当年的南洋商报，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文化机构，传统上，服务满20年，即可获得馆方发出一支名笔，作为对员工忠诚表现的奖励。那一年，我接到人事部同事电告，说某日请出席表扬大会。
我并没有出席。第二天上班，知情同事告诉我，有人“烧沙爹”说我捣蛋搞对抗。果然，下午经理部来电，说卓先生叫我去见他。我去到经理部，看到董事经理办公室大门开着，该部门的同事，望着我现出诡异的笑容。
进去后卓先生示意我坐下，劈头就严厉对我说：“为什么不出席，你要跟报馆作对搞破坏吗？”我平静地回答说：“Mr Toh，我一个人怎样搞破坏？相反的，我非常拥护报馆表扬同事的政策。但是，我要提出的是，我只是接到人事部的一通电话，也不知是真是假，这是不尊重资深员工。我认为，馆方应该出一封正式的邀请函，这样才能表现馆方的诚意。况且，有价值的并不是那支笔，而是那封肯定信。”卓先生听我这样说，脸色缓和下来，说：“你的建议我会考虑。这礼物是你应得的，现在交给你。”我领了礼物，便步出办公室，向经理部的朋友扮个鬼脸。
不用职权迫害下属
卓先生就是这样的君子，他讲道理、听意见，他不屑用职权迫害下属。
当年，《南洋商报》在卓先生领导下，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企业文化，大部分同事，都把报馆的工作视为职业和事业，都能自动自发地尽量发挥本身的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的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能在华文报界有几十年的风光岁月，卓先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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