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的《三辈子》似乎在告诉读者，离散者并不必然与许多人所以为的都跟土地无关，反之可跟土地有密切关系，就如她对自己的家国有着深刻的爱。
“我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聂华苓回忆录《三辈子》
尽管不曾有过漂泊的经验，但读到这段话时，心里还是有很大的感触，忍不住在书上划线做记号。
这样一种跨国流动的漂泊经验，相信源自于19世纪中晚期，当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西方列强意欲瓜分中国，而清帝国统治者又残杀对求变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域外。
在异域，相对于被卖的猪仔因为不认识字，无法为自己的生命体验做记录，这批知识分子透过书写，得以把这些经历与感受记载下来。当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逃亡到新马时，就曾留下不少怀乡诗句。
随着清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另一片混乱，历经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然后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段朝往现代化的漫长革命之旅中，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作家流寓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他们部分到了香港、新马，亦有更多的，来到了台湾，聂华苓就是当中的一位。
为台湾文坛做出贡献
聂华苓生于1925年中国湖北武汉，11岁时父亲遭到红军杀害，与弟妹由寡母抚养长大。
1948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1949年到台湾时，参与由一批自由主义者，例如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所创办的半月刊《自由中国》的编辑工作，负责文艺版。在聂华苓的主持下，当时台湾盛行的充满意识形态的反共文学，通通遭到投篮，改以刊登更具文学价值的作品，为台湾文坛做出重要贡献。
然而，在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的铁腕统治，言论自由的空间严重受到侵害，许多人因言入罪，例如柏杨，就曾因为一则漫画的翻译，而被判狱十年。当时，《自由中国》是台湾少数推动民主与自由的刊物，与统治者的冲突尤其更甚。最终，《自由中国》难逃被整治的下场，停刊了；当中主要灵魂人物雷震更是含冤入狱。
陷入孤立境况
聂华苓在《自由中国》的日子原本如鱼得水，自那件事发生之后，她陷入了孤立境况。
庆幸的是，在这段人生低潮时期，她遇到了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1963年，保罗安格尔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到亚洲访问作家。来到台湾时，他被聂华苓的风姿所吸引，对她一见钟情。为了亲近她，保罗安格尔盛情邀请聂华苓到美国爱荷华。次年，聂华苓接受了他的邀请，赴爱荷华，担任作家创作坊的顾问，展开新生。作家创作坊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年轻作家，提供他们两年的文学创作课程，修完即可获得硕士学位。
1967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另外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外国优秀作家到爱荷华访问交流。
1971年，保罗安格尔与聂华苓共结连理，此后聂华苓长期定居于斯。
离散经验变成扎根本土
从中国出发，经过台湾，再抵达美国，聂华苓的生命有着许多曲折与苦愁。尤其是，无论在哪个地方，她都同样的被人们认为是外乡人，一如她自己的陈述：“我在台湾是大陆人，在美国是中国人，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
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凉感觉呢？如果我无法被自己所选择的社会接纳--无法融入他们当中，总是被视为外人———相信会非常沮丧吧？
也许会因此而堕落下去，退出公共生活，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吧？
无法归属某一方
已故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依德也有过类似的陈述。萨依德是耶路撒冷少数的基督教家庭，后来他移居美国，成为了当地多数基督教家庭中的少数阿拉伯后裔，这种无法归属于哪一方的处境，让他无时无刻都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萨依德并未被这种格格不入所束缚，反而善用这种边缘位置，发出了他强而有力的声音，写就了《东方主义》的经典著作，批判西方人如何扭曲东方人的形象与身份认同。
同样的，聂华苓并没有被这种无法被归纳的处境所束缚，反而找到了一个很好发挥的位置，即“国际协作计划”。在聂华苓的协助下，爱荷华得以接待许多当代中港台重要的作家，包括了陈映真、骆以军、艾青、王安忆等等，在冷战时期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被隔绝的两岸作家，终于有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促进世界作家间交流
除了促成两岸三地作家的交流，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亦促进了世界其他国家作家的交流，甚至包括了一位马来西亚作家依布拉欣（Abdul Ghafar Ibrahim）（可惜我不认识这位作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花费不少心思，邀请不少流放作家。“流放”是聂华苓《三辈子》回忆录的重要主题之一，占了书中不少的篇幅，记载她与这些流放作家的互动与情感。
例如，聂华苓曾接待过一位非洲小说家海德（Bessie Head）。海德的母亲是南非白人，因为与黑人有染，而被囚禁在精神病院里。
1937年海德在精神病院出生，她关注的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课题。
聂华苓的《三辈子》书背有段话，特别值得玩味：“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一般而言，“流放”或“离散”的象征符号，是“鸟”或其他漂流无根之物，但是聂华苓的离散经验的象征，却是一棵树———这往往是扎根本土的意象。
聂华苓似乎在告诉我们，离散者并不必然与许多人所以为的，都跟土地无关，反之，他们亦可以跟土地有密切关系。一如她所接待的许多流放作家，恰也是对自己的家国有着深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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