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才三十多岁便写出了一本在薄薄数百页内说完整个人类故事的畅销书《人类大历史》（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译成23种语言，红遍全球。
他这本书便是这新常识的好例子，在全书开头的第一部，他就断言：“有证据显示，自从采集时代以来，直到现代，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的！不难理解，要在采集时代存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等到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开展，人类开始能依靠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就算低能力的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例如只要肯挑水，或是当个生产线的工人，就能活下来，并把自己那些平庸无奇的基因，传衍下去。”
挑战对史前人类固有印象
请注意，这是本针对一般读者的大众读物。哈拉瑞这么说，等于是在挑战大部分人对于史前人类的固有印象，而且还是从更根本的地方入手，非常刺激地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比自己的祖先“愚蠢”。接下来，他就开始一一数算农耕革命的常规坏处，也是现在许多学者都会认同的共识：“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秘诀就在于多样化的饮食。相较之下，之后农民的饮食往往种类极少，而且还不均衡。特别是在近代，许多农业人口都依靠单一作物为主要热量来源，可能是小麦、马铃薯、稻米之类，这样一来就会缺少其他人体所必要的维生素、矿物质或其他养分。例如在中国偏远乡间的传统典型农夫，早上吃饭、中午吃饭、晚上吃的还是饭。”
由于只靠单一作物，逻辑地想，农耕社会的人类除了营养不良之外，一定还会遇到更严重的问题：“一旦来场干旱、火灾、大地震，把当年的稻米或马铃薯摧毁殆尽，就会引发严重的饥荒。虽然采集社会还是难以幸免于自然灾害，而且也会碰上食物短缺或饥荒的情形，但通常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比较游刃有余。如果主要食物短缺，他们可以去采集其他食物或狩猎其他动物，又或是直接迁徙到受影响较小的地区”。说得没错，西方近代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爱尔兰马铃薯危机”就是单一作物饥荒的最好例子。
人群聚居处易有疾病肆虐
既然农耕，人类生活的方式自然也得跟着适应，从游动转成定居。表面上看，安居一处总比到处流浪要好。然而，如此一来，女性的生育率便会增加，每个婴孩都得提早断奶，改吃米麦煮成的粥，然后好让母亲回到田里帮忙。“人口一多，就耗去了原本的粮食剩余，于是耕种面积又得加大。这时，由于人群聚居之处易有疾病肆虐，孩子吃母乳的比率愈来愈少，谷类则愈来愈多，再加上要共享这些粥的兄弟姐妹也愈来愈多，让儿童死亡率一路飙升。在大多数的远古农业社会里，至少三分之一的儿童无法长到二十岁成人。
然而人口出生率仍然大于死亡率，人类养育子女的数字也居高不下。”
结论？就像“原初丰裕社会”那个观念所暗示的，人类活得愈来愈累，工时日益增加。于是原本叫人不必担心食物匮乏的农耕革命，使人不用逐水草而居的定居生活，反而把人类推上了一条更加辛苦的不归路。就像电脑、互联网，以及电子通讯技术的革命一样，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便利，最后却让所有人24小时都下不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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