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胡先阿里的政治斗争回忆录》（Memoir Perjuangan Politik Syed HusinAli）全书大致可分成三个部分，即他的童年、少年成长的回忆，在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sia）的斗争，以及在人民公正党的斗争。当中占据最大篇幅的，可说是其对于人民公正党的当前挑战与未来路向的讨论。
《赛胡先阿里的政治斗争回忆录》是一部充满着斗志的回忆录，而且，相对于一般回忆录面向的是对过往的总结，这本书更多的，可以说是面向未来的期许。如此写作架构的设置，不多不少与作者撰书时所处的时间点有关。本书于2012年出版，彼时正是国内政治斗争白热化期间，因此难免影响作者撰写回忆录的方向，从而把不少精力集中在探讨人民公正党的问题上。
造就许多优秀桃李
赛胡先阿里是国内左派政治人物中的中坚分子，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在马来学界颇享盛名的学者，在马大造就许多桃李的讲师，竟然从未试过在大选中获选。这不多不少跟国内政治氛围有关。
我国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至今，当权者不断地打压左派运动，他们往往被蒙上许多奇奇怪怪的罪名，例如被当作共产党，或者在马印冲突时，被污蔑勾结印尼等等。
当中被投进牢狱中的人更不计其数。例如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aestamam）或者布哈努丁医生（Dr Burhanuddin）都曾坐过牢。
赛胡先阿里也曾被政府援引《内安法令》逮捕入狱，那是70年代的事情，当时学生运动蓬勃，学生对于苦难老百姓的关心、示威，挑动了政府的神经，而展开大逮捕。赛胡先阿里就是在那个背景下被逮捕的，没有获得在法庭辩护的机会，一坐就是6年（1974-1980）。
造成左派大分裂
当权者滥用国家机器对左派人士的打压，导致他们人才凋零，甚至造成左派大分裂。在50年代，在野的人民党与劳工党联合起来，形成左派大结盟，然而在60年代，随着两党领袖纷纷被投进监牢，两党之间的合作就出现裂隙，加上当年的国语课题（人民党支持国语法案，劳工党则反之），进一步分化社阵，最终以分裂收场。
赛胡先阿里对于左派被污名化一事，是相当清醒的，可以从以下的事迹中说明这点：自卡辛阿末（Kassim Ahmad）从阿末布斯达曼手中接下党主席一职后，开始进行改革，他明确地把党的意识形态定位为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一提的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以"科学社会主义"来自称的），并把人民党改名为人民社会主义党（Parti Sosialis Rakyat Malaysia）。
赛胡先阿里并不认同卡辛阿末的做法，他认为这只会使更多人对党敬而远之。后来在他接手党主席之后，就做出了许多更动，包括不再明确规定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把党的名称改回“人民党”。
赛胡先阿里的做法，对左派人士而言，当然是难以接受的。但，就实际的政治情况而言，却有其必要。然而，这样的做法，仍无法改变人民党的困境，它依然逢战必败，即便是在看起来最有机会的1999年，仍然功亏一篑。
社会主义不等同共产主义
2004年，赛胡先阿里本来有机会到吉兰丹哥打峇汝攻打国席，但是最终却依然因为其“社会主义”色彩太鲜明，结果遭到伊斯兰党的大力反对。
引起人好奇的是：社会主义必然就是共产主义吗？从政治意识形态而言，两者并非等同的。然而为何大家一见到“社会主义”就会联想起共产党？退一步想，即便是共产党，那又如何？如果共产党愿意走议会斗争路线，为何不可以？实际上，在华玲会谈上，陈平就曾向东姑要求让马共成为合法政党，然而这要求却被东姑一口拒绝了。
人民党需寻找新出路
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赛胡先阿里深刻地明白，人民党如果不寻找新出路，必将会在未来被历史给掩埋。恰巧在那时候，从监狱捎来消息说，安华有意愿要让人民党与公正党合并。人民党在经过讨论与党员表决后，答应了安华的邀请，合并为今日的人民公正党。
为弱势群众争取权益
一如前文提到的，赛胡先阿里的回忆录，集中更多精力去谈公正党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为安华辩解的部分。此外，在他的论述中，他有意要把公正党的斗争，与人民党，以及人民党之前的左派斗争精神，置于同一个历史脉络中来讨论，从而指出公正党必须是个站在人民一边、反抗不公不义的政党。在此当中，他开出了4个主要的方向：一、为所有人的公正；二、照顾人民；三、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四、崇高的道德操守。
扶弱政策不被肤色决定
必须赞许的是，赛胡先阿里是一位尊重多元、承认其他族群文化权利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他多番强调，扶弱政策必须是不被肤色所决定的平等政策。为了说服自己的族人接受这一套论述，他还指出，目前的限定了肤色的扶弱政策，往往都肥了朋党、瘦了人民。而一个执行有效的、不分种族的扶弱政策，最终受益最多的，将是符合资格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在贫穷人口中占据绝大部分。这样的用心，显示了赛胡先阿里的社会主义的性格：站在弱势群众的一边，对于剥削人民的统治者、资产阶级给予痛击。
有些观点值得商榷
然而，若细看他的其他论述，有一些观点是值得再商榷的。在第一项（为所有人的公正）他承认了每个族群都有运用、发展其文化的权利。然而，当他提到第三项（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却认为，我国的民族身分至今仍无法建立起来，正是因为多源流的教育体系所致，故此他提倡国民学校必须提升其教学水平，以吸引其他族群到国民学校就读。
赛胡先阿里并未细谈具体的操作方式，我们无法获知，他会否赞同“为了提高其他族群报读国民学校，因此必须在资源分配上，限制对其他源流学校的资助”的命题。易言之，提高国民学校的竞争力，究竟是建立在公平原则上，还是不公平原则上？从书中他对国家、族群、文化的见解，我相信他并不会赞同上述的命题。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他提出一个合理的质疑：为何国民的分裂，必须归咎于多源流学校，而不是其他问题呢？
柯嘉逊在《马来西亚民权运动》的一段话，值得一引：“‘大马种族两极化的根源是什么？’我国大部分非马来人的公民将毫不迟疑地说：种族歧视是这个两极化问题的根源，如歧视性的政策，和一系列社会机构的规定，即：大马人必须标明他们的‘种族籍贯’等。”
诚然，我们在此仍不足以对此问题下判断，但柯嘉逊和赛胡先阿里对同个现象却提出不同的观察，恰巧可以说明，两族之间的意见交流，仍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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